1.0China Media Projecthttps://chinamediaproject.orgDavid Bandurskihttps://chinamediaproject.org/author/david-bandurski/rich600338<blockquote class="wp-embedded-content" data-secret="TDBla05bxk"><a href="https://chinamediaproject.org/2005/09/28/sun-xupei-the-making-of-press-law-in-china-chinese/">Sun Xupei: The Making of Press Law in China [CHINESE]</a></blockquote><iframe sandbox="allow-scripts" security="restricted" src="https://chinamediaproject.org/2005/09/28/sun-xupei-the-making-of-press-law-in-china-chinese/embed/#?secret=TDBla05bxk" width="600" height="338" title="“Sun Xupei: The Making of Press Law in China [CHINESE]” — China Media Project" data-secret="TDBla05bxk" frameborder="0" marginwidth="0" marginheight="0" scrolling="no" class="wp-embedded-content"></iframe><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 This file is auto-generated */ !function(c,d){"use strict";var e=!1,o=!1;if(d.querySelector)if(c.addEventListener)e=!0;if(c.wp=c.wp||{},!c.wp.receiveEmbedMessage)if(c.wp.receiveEmbedMessage=function(e){var t=e.data;if(t)if(t.secret||t.message||t.value)if(!/[^a-zA-Z0-9]/.test(t.secret)){for(var r,a,i,s=d.querySelectorAll('iframe[data-secret="'+t.secret+'"]'),n=d.querySelectorAll('blockquote[data-secret="'+t.secret+'"]'),o=0;o<n.length;o++)n[o].style.display="none";for(o=0;o<s.length;o++)if(r=s[o],e.source===r.contentWindow){if(r.removeAttribute("style"),"height"===t.message){if(1e3<(i=parseInt(t.value,10)))i=1e3;else if(~~i<200)i=200;r.height=i}if("link"===t.message)if(a=d.createElement("a"),i=d.createElement("a"),a.href=r.getAttribute("src"),i.href=t.value,i.host===a.host)if(d.activeElement===r)c.top.location.href=t.value}}},e)c.addEventListener("message",c.wp.receiveEmbedMessage,!1),d.addEventListener("DOMContentLoaded",t,!1),c.addEventListener("load",t,!1);function t(){if(!o){o=!0;for(var e,t,r,a=-1!==navigator.appVersion.indexOf("MSIE 10"),i=!!navigator.userAgent.match(/Trident.*rv:11\./),s=d.querySelectorAll("iframe.wp-embedded-content"),n=0;n<s.length;n++){if(!(r=(t=s[n]).getAttribute("data-secret")))r=Math.random().toString(36).substr(2,10),t.src+="#?secret="+r,t.setAttribute("data-secret",r);if(a||i)(e=t.cloneNode(!0)).removeAttribute("security"),t.parentNode.replaceChild(e,t);t.contentWindow.postMessage({message:"ready",secret:r},"*")}}}}(window,document); </script> 中国的新闻立法 孙旭培 1 我国新闻立法的进程 1.1 人大、政协代表吁请制定新闻法 新闻要立法的舆论，兴起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事业在“文革” 中遭受大灾大难，“文革”后新闻工作者大彻大悟。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社会各界认识到制定新闻法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重要性。 从1957年到1965年，中国新闻事业成为越来越“左”的阶级斗争工具和政治的工具，为反“右”派、大跃进、浮夸风等错误路线和现象推波助澜。而清醒和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无力回天。在“文革”期间，新闻事业彻底沦为林彪、“四人帮”的人治工具。在文革这一浩劫中，新闻媒介为祸甚烈，成为新闻事业本身大灾大难的十年。党和人民的意志无法得到公开、正常的表达。基于对文革的反思和对国外新闻法制的借鉴，新闻改革和新闻立法的呼声响起。新闻立法的舆论逐步形成。 早在1980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五届政协三次会议期间，来自新闻界的一些代表和委员，如赵超构、李子诵、李纯青、苏新等，就制定新闻出版法和保障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等问题发言，发表于当时的报刊上。 在1983年召开的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黑龙江代表王化成、王士贞提交书面建议，“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以促使新闻工作更好、更健康地发展，担负起全面反映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荣任务。”湖北代表纪卓如建议制定新闻法，一方面在党的领导下保证新闻采访自由，另一方面限制某些新闻工作者滥用新闻自由。在此届人大和政协二次会议的分组会议上，部分代表和委员就新闻立法问题作了相关发言。政协委员赵超构呼吁建立一部新闻出版法，明确新闻出版的权利、职责、义务；吉林代表于彦夫认为没有新闻法对诽谤他人的行为作为定罪的法律依据，解决不了某些报刊报道严重失实的问题；政协委员范荣康认为对新闻界以及言论可以有前提地给予一定的“松绑”；政协委员刘尊棋主张在四项基本原则和宪法的框架内对强调宣传口径问题放松一些，等。 自此以后，在历届人大和政协会议上，都有相当多的代表和委员提出制定新闻法，保障新闻出版自由的议案或建议。 1.2 中央领导的相关批示 制定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的呼声日高，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于六届人 大一次会议期间将相关建议转给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新闻局约请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和教科文卫委员会的一些领导同志，共同商议着手筹备制定新闻法的有关事宜，并达成一致同意立即着手制定新闻法的意见。 1984年元月3日，中宣部新闻局就共同商议的意见，向邓立群和胡乔木提出《关于着手制定新闻法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从新闻工作实际情况看，制定一部新闻法也是十分必要的。”“现在记者和人民群众利用新闻手段发表意见、开展批评的权利有时得不到保障；某些新闻报道有诬陷、诽谤他人的情况，或因报道失实损害他人的名誉、利益；报道中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事件时有发生；有些报刊有违背宪法和法律以及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宣传；等等。同时，随着国际交流的发展，外国记者在华活动及国外新闻品的散发、传播也存在不少问题。”报告还对立法的具体操作作了一些建议。 1月16日，胡乔木批示同意这个报告。 1月17日，中宣部新闻局将报告送呈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彭真很快作了批示：同意。 1.3 新闻法研究室的研究和起草活动 胡绩伟全面主持新闻立法工作后，1984年5月12日，首都新闻学会召开理事会，宣布成立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同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同组织的“新闻法研究室”。由所长商凯兼任新闻法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孙旭培任副主任（后由孙旭培任新闻所所长、新闻法研究室主任）。从8月10日起，研究室开始出版不定期的内部刊物《新闻法通讯》（一直持续到1998年11月，共出21期），便于推动全国更广泛地征求意见和搜集材料。 研究室的工作是具有开创性的。初期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搜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历次会上关于新闻立法的提案和发言；二，搜集我国新闻界、知识界和各方面有关新闻立法的文章和材料；三，收集我国历史上新闻法规的文章和世界各国新闻法的文本（没有中文本的则请人翻译）；四，关于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的理论阐明。除按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要求为起草《新闻法》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外，《新闻法通讯》收录了新闻法学开创初期的一批论作和其他成果、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继《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之后，研究室又出版了《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续编），两本书共收录外国和香港地区的新闻法规30余件，对非成文法国家或没有专门新闻法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苏联等国的新闻法制，也有专文编译介绍。研究室成员在研究过程中还在其他出版物上发表了若干有一定影响的论作。 研究室的研究主要配合起草新闻法开展，受到普遍关注，带有群众性的特点。研究室组织了较大规模的群众性讨论如： 1985年1月和3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率人先后在上海、广州、成都、重庆和深圳（约见香港新闻界人士）等地召开新闻法座谈会；1989年1月，新闻法起草小组派员携《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到上海听取意见，与上海新闻界讨论了三天。这类讨论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有用的思想资料 1.4 有关方面领导在立法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和起草权的更迭 新闻法起草工作一开始，新闻法研究室所进行的关于新闻法的许多讨论和意见，同当时分管新闻工作的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产生了冲突和分歧。概括起来，其间的分歧大致如下： 其一，对制定新闻法的指导思想，前者认为是保护新闻自由，后者则认为是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 其二，前者认为新闻法是为全国人民制定的，是为全国人民争取言论出版自由，新闻工作者要遵守，新闻工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也要遵守；后者则认为应该强调新闻工作者自我约束，加强道德自律，应该加强党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的管理。 其三，前者主张“报刊的创办也可以由自然人进行”（见于新闻法室起草的新闻法草案），后者坚决反对。 其四，前者反对任何形式的新闻检查制度（战争和国家总动员时期除外），后者则认为报纸的重要稿件，理所当然地要送党委审查。 其五，前者强调舆论监督，后者则强调监督舆论。等等。 1985年11月22日，新闻法研究所的起草工作进行得紧张热烈的时候，社科院忽然接到胡乔木转达的命令，“新闻所不再设立新闻法研究室”、取消起草新闻法的任务。通过相关斡旋，新闻法研究室没有被取消，起草工作也继续进行。 到1987年1月，国务院新闻出版署成立，胡乔木在确定新闻出版署任务时，指示新闻署正式宣布：“新闻出版署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关于新闻、出版的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而在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内部，在几次讨论中，不赞成交出起草权的意见属于少数；讨论还最终确定委员会对新闻立法只进行研究，不负责起草。新闻法研究室也名存实亡。 1.5 三个草案的形成和新闻立法进程实际上的中止 三个新闻法草案面世：新闻法研究室所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上海的新闻法起草小组拿出过《上海市关于新闻工作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新闻出版署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法》（送审稿）。1987年7月10日新闻出版署将草案送到国务院请求审查。 1988年七届人大和政协召开全体会议期间，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从4月到9月，就新闻改革和新闻立法问题对1542名代表和472名委员进行了调查和分析，被调查的代表和委员中，绝大多数表示希望尽快进行新闻改革和制定出新闻法，而且肯定我国的新闻法应当是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保护法。 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新闻法研究室的工作渐趋停止：新闻法室被并入其他研究室，而课题没有；主持新闻立法的胡绩伟在人大的职务被罢免；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在社团整顿中未获登记。到1994年，负责研究和起草新闻法的主角孙旭培不再担任新闻研究所所长。 此后，新闻法的制定进入八届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新闻出版署公布的2010年工作规划中，将新闻法和出版法的立法工作列入其中；在学界，学者们多是局限于微观地就事论事。 1997年中国制定了一些条例，如《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等，这些条例都回避了新闻自由权利，旨在加强管理。这使得官方关心的内容都法制化了，立法变得更没有迫切性了。 2 我国与新闻传播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现状分析 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新闻法》来对新闻传播活动进行法治，但这不意味着我国新闻业不受法制的规范和调整。从广义上来说，“新闻法制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利益与意志，通过政权机关建立起来的，用以调节新闻传播各方面关系和调控新闻传媒的法律制度。”（19）这样看来，我国与新闻传播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算少。 2.1宪法 《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中国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国家发 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 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另外，《宪法》第三十八条、第五十三条对诽谤、保密等做出规定：“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保守国家秘密”。 2.2法律 根据《宪法》这一母法，我国其他一些法律对新闻传播活动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我国现行法制中三组最重要的基本法律：《刑法》（1979年通过，1997年修订）和《刑事诉讼法》（1979通过，1996年修正）、《民法通则》（1986年）和《民事诉讼法》（1991年）、《行政诉讼法》（1989年）和《行政处罚法》（1996年），同新闻活动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如，《刑法》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它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者”，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严禁用任何方法、手段诬告陷害干部群众”，禁止“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5月施行）对国家秘密的范围，保密制度和泄密的法律责任作了完整的规定。 另外，我国所制定的许多法律都同新闻活动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如《统计法》、《档案法》、《保守国家秘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安全生产法》、等等不一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