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hina Media Projecthttps://chinamediaproject.orgDavid Bandurskihttps://chinamediaproject.org/author/david-bandurski/rich600338<blockquote class="wp-embedded-content" data-secret="i4Sq3F8aJz"><a href="https://chinamediaproject.org/2011/08/01/%e9%a6%99%e6%b8%af%e5%ae%b6%e6%9b%b8/">香港家書</a></blockquote><iframe sandbox="allow-scripts" security="restricted" src="https://chinamediaproject.org/2011/08/01/%e9%a6%99%e6%b8%af%e5%ae%b6%e6%9b%b8/embed/#?secret=i4Sq3F8aJz" width="600" height="338" title="“香港家書” — China Media Project" data-secret="i4Sq3F8aJz" frameborder="0" marginwidth="0" marginheight="0" scrolling="no" class="wp-embedded-content"></iframe><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 This file is auto-generated */ !function(c,d){"use strict";var e=!1,o=!1;if(d.querySelector)if(c.addEventListener)e=!0;if(c.wp=c.wp||{},!c.wp.receiveEmbedMessage)if(c.wp.receiveEmbedMessage=function(e){var t=e.data;if(t)if(t.secret||t.message||t.value)if(!/[^a-zA-Z0-9]/.test(t.secret)){for(var r,a,i,s=d.querySelectorAll('iframe[data-secret="'+t.secret+'"]'),n=d.querySelectorAll('blockquote[data-secret="'+t.secret+'"]'),o=0;o<n.length;o++)n[o].style.display="none";for(o=0;o<s.length;o++)if(r=s[o],e.source===r.contentWindow){if(r.removeAttribute("style"),"height"===t.message){if(1e3<(i=parseInt(t.value,10)))i=1e3;else if(~~i<200)i=200;r.height=i}if("link"===t.message)if(a=d.createElement("a"),i=d.createElement("a"),a.href=r.getAttribute("src"),i.href=t.value,i.host===a.host)if(d.activeElement===r)c.top.location.href=t.value}}},e)c.addEventListener("message",c.wp.receiveEmbedMessage,!1),d.addEventListener("DOMContentLoaded",t,!1),c.addEventListener("load",t,!1);function t(){if(!o){o=!0;for(var e,t,r,a=-1!==navigator.appVersion.indexOf("MSIE 10"),i=!!navigator.userAgent.match(/Trident.*rv:11\./),s=d.querySelectorAll("iframe.wp-embedded-content"),n=0;n<s.length;n++){if(!(r=(t=s[n]).getAttribute("data-secret")))r=Math.random().toString(36).substr(2,10),t.src+="#?secret="+r,t.setAttribute("data-secret",r);if(a||i)(e=t.cloneNode(!0)).removeAttribute("security"),t.parentNode.replaceChild(e,t);t.contentWindow.postMessage({message:"ready",secret:r},"*")}}}}(window,document); </script> 备忘录： 这封《香港家书》，2011年7月30日早晨在香港电台播出。就在播出时，笔者从互联网上得知，内地媒体在前一天晚上又受到严密管制，当局称“国内外舆论已经开始複杂化”，要求媒体对“7.23”事故的报导和评论立刻降温，许多报纸已经做好的版面，因此被临时取消，而新华社发表了对“铁道部负责人”的访谈，为铁道部评功摆好，对公众的质疑百般辩解。对此，我发了一条微博评论说：“新华社几天前N问铁道部是真的，新华社今天为虎作伥也是真的；昨天媒体的集体抗命是真的，今天管束收紧也是真的；我们真的没那麽强大，而他们真的心虚胆弱草木皆兵；我们不为毫釐的突破而雀跃，看到‘天还是那个天’也无须气馁；劫难中已显现公民、媒体和体制内有良知者携手的力量，真的，不必绝望！” 各位新聞界的同行朋友： 一周前，內地发生了極其嚴重的鐵路事故。我通過各種媒體，一直在關注著事態的進展。 有朋友問我，你如何評價香港媒體和內地媒體今次的表現？對“7.23”特大事故，兩地媒體的報導有什麼不同？ 內地和香港，傳媒的環境不一樣。內地控制很嚴，香港相對自由。然而這一次報導，出現了複雜的景象： 事故發生後，兩地媒體的報導同樣迅速；稍後，香港媒體猛追事故原因，痛斥顢頇官員，內地媒體卻受到了來自宣傳管制部門的強大壓力，許多記者從前方被召回，媒體被要求宣傳好人好事，不能向鐵道部問責，有电视節目言辞尖锐，制片人被撤职。 前天發生的事，令我很氣憤。溫家寶總理趕赴溫州，慰問遇難者親屬和傷員，在事故現場召開中外記者會。我在香港收看了全過程，而內地的中央電視台卻沒有直播！ 但到了昨天，內地媒體的表現再次變化。包括人民日報在內，傳媒對溫家寶的溫州之行和遇難者的“頭七”紀念，做了大幅報導和评论，溫家寶記者會的答問，一字不少全文報導，諸多報紙的頭版設計，表達了民眾的強烈悲憤。在我看來，昨天內地報紙對事故的追問、批評力度完全不亞於香港，而且比香港媒體做得更有深度。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這正反映了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現實。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傳媒很少，受到嚴密政治控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雙重束縛。今天，中國媒體星羅棋布，多數媒體實行了商業化運作，雖然仍有較強的政治控制，但自由的空間也在增加。 這是中國傳媒今天變化的大背景。在這个大背景下，至少有三个原因，導致內地媒體在“7.23”事件的報導中有新的突破。 首先是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和微博的出現。今天，越來越多內地人獲得資訊的第一渠道，是互聯網，特別是微博。許多香港朋友如今已經活躍在內地的微博上，熟悉了這種類似 Twitter的交流工具。這次事故，車上的乘客在災難發生後即可通過微博發出訊息，比新華社的正式報導早了40分钟。從那時到現在，微博求真、質疑、溝通、動員，是作用最大的媒體。當局雖然也想控制，但控制的難度大大高過控制電視和報紙。 第二個原因，是新聞專業主義的成長。今天的中國，權力和金錢正結合在一起，形成權貴資本主義。當局控制媒體的手段，除了政治高壓，還有金錢的利誘或處罰。然而有理想的傳媒人，立志做民眾的喉舌，社會的公器。他們在官方強大的控制下，固守“不說假話”的底線，抓住各種機會，說更多的真話。昨天的《南方都市報》，用整整一個版篇幅，發表社論《痛悼遇難者，叩問責任人》，正氣凜然，說出了老百姓的心裡話。 第三個原因很重要，那就是中共黨內始終存在著政治改革的進步力量。“7.23”事故發生後，管制部門要求媒體只能轉發新華社等黨媒體的資訊。然而黨媒體中也有許多有良知的人士。七月二十六日，新華社發表《“7·23”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究竟是如何發生的?》，連問多个問題。這使得被宣傳禁令捆住手腳的媒體，有機會將尖銳的質問放到頭版。一向主張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溫家寶總理，趕赴溫州，直接回應公眾的質疑和訴求，更使得宣傳禁令頃刻瓦解，媒體趁勢而起，造成7月29日內地媒體罕見的局面。 溫州鐵路事故發生後的第二天，一位傳媒人士在他的微博寫下一段話，這段話已經傳遍世界：“中國，請停下你飛奔的腳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靈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讓列車脫軌，不要讓橋樑坍塌，不要讓道路成陷阱，不要讓房屋成危樓。慢點走，讓每一個生命都有自由和尊嚴，每一個人都不被‘時代’拋下，每一個人都順利平安地抵達終點。” 這是今天的中國：高速发展，危機深重，但公民在覺醒。經過一次次突發事件中媒體和公眾的抗爭，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在一分一毫地擴大。我願中国的政治改革，就从这里起步。 祝大家 平安，幸福！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錢鋼 2011年7月3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