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from journalists, scholars and activists have flooded across Chinese social media this afternoon reporting that Xiao Shu (笑蜀), the veteran Chinese journalist who recently issued an open call for the release of activist Xu Zhiyong, was taken into custody by security police in Beijing at around 2 p.m. today. CMP’s attempts to contact Xiao Shu directly through all known phone numbers and social media accounts have so far been unsuccessful.
Xiao Shu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active proponents in recent months of broader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activism and change over a range of issues, what has been broadly called the New Citizen’s Movement.
Following the detention last month of social justice advocate Xu Zhiyong (许志永), Xiao Shu pushed actively for Xu’s release, demanding that those responsible be held accountable. Xiao Shu was also the author earlier this year of an open letter calling on China to ratify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 former commentator for Southern Weekend, the prominent paper at the center of nationwide protests over press controls earlier this year, Xiao Shu was most recently a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Yanhuang Chunqiu, a leading liberal journal.
An investigative reporter for a prominent news magazine in China told CMP today that Xiao Shu has been under close scrutiny for months. Earlier this summer, the reporter was staying in the same hotel as Xiao Shu in Beijing’s Haidian District. At around 1 a.m. state security appeared outside Xiao Shu’s hotel room and asked that he join them downstairs. The investigative reporter accompanied Xiao Shu at first, but was immediately told to leave. Xiao Shu’s talk with state security went on for at least an hour, the reporter said. Xiao Shu later said they had insisted he leave Beijing. He refused, saying he had a right to remain in the city.

[ABOVE: A Weibo post by activist Tang Gula (唐古拉) reports that veteran journalist Xiao Shu has been “taken away.”]
The following is one of Xiao Shu’s latest writings, sent to CMP earlier this week. We will work on a translation of the piece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中间社会站出来
笑蜀
一
7月26日，天则经济研究所20周年庆典上，企业家任志强大声疾呼：许多人工的堤坝阻挡了鱼类洄游，威胁到鱼类的生存。必须拆除那些堤坝，让江河自由，让江河奔向海洋，不单自然界如此。这话刚落脚，马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早在十天前，即7月16日，企业家王石也有一段慷慨之辞。那天刚刚披露湖南企业家曾成杰的死讯。举国震惊。王石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声，承认在重庆企业家遭薄熙来黑打时自己“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承认这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并宣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要明确说不！
而更早之前，当柳传志提醒“正和岛”同仁在商言商勿涉时政时，企业家王瑛就忍无可忍，不仅退岛以示抗议，而且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批评柳传志助长恐惧。她认为，恐惧没有道理，事实上企业家跟权力勾兑的风险才最高，相比之下，关心时政的风险低很多。王瑛的声明一经曝光，立即震动江湖，“在商言商”之争成了一个重大公共事件，而为媒体频频聚焦。
另一位重量级企业家王功权，则站出来力挺王瑛。他以一句话来概括他的态度：个体有选择自由，群体应承担更多责任。希望企业界同仁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显然，上述个案没有一个是孤立的，它们是一连串事件。这一连串事件构成了一个趋势，那就是素来以懦弱、隐忍乃至犬儒著称的中国企业家，终于按捺不住了，终于要站出来说话了——站出来说话，以一个公民的姿态。
这是一个信号，中间社会觉醒的信号，处于体制内外结合部的中间地带崛起的信号。
二
必须承认，中国的确是一个过于复杂的国家。它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国家，而是超国家体。而它之为超国家体，不是因为人口之众，也不是因为地域之广，主要就因为它之复杂。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第三波第四波民主化摧枯拉朽，却都到中国的门口戛然而止。
第三波第四波让很多人有幻觉。他们眼里，中国巨变指日可待，因为苏东和北非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但事实证明，这判断太乐观了。除了强化世界潮流浩浩汤汤的大叙事，在具体操作即战术层面，第三波第四波于中国转型而言，恰恰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因为苏东之变，对党内强化了反戈巴机制，以堵死内部变革之路。因为北非之变，对社会强化了反“颜色革命”尤其强化了网格化维稳，以堵死民间倒逼之路。而且不能不承认，这两方面的努力并非徒劳，党内反戈巴机制尤其大见成效，而令九零年代以来的每一届领导人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别的转型国家每闯出一片天，即等于在中国关上了一扇门。我们刚刚还为别的国家的人民欢呼，回头却悲哀地发现自己脚下又少一条路。环球不同凉热，人家的节日，往往是我们自己的悲剧。竟有如斯结局，原因之一，是当局强大的反向学习能力。别的国家的每一次巨变，对当局都是一次难得的预警，让当局可以亡羊补牢。所以，第三波第四波往往不是动摇、而往往是固化了中国的专政体制。
既有三十年高增长所强化的国家财政能力，镇压和收买能力特别强大；更有史上罕见的特殊利益，保卫专政体制的动力特别强大；还有强大的反向学习能力，赋予专政体制特殊的柔韧性。同时拥有这三个层面的优势，是其他转型国家都不具备的。中国的复杂性可以多角度解读，但这三个层面的综合优势，则是所有复杂性中最重要的元素。
这就注定了中国的转型之路特别复杂、特别艰巨。突尼斯的一个小贩之死，马上延烧为全国性抗议，可中国有过多少比小贩之死严重百倍的人权惨案？台湾的一个美丽岛镇压，马上激怒整个社会，社会用选票把美丽岛受难者的太太、律师顶起来，形成新的抗争集群。但中国有过多少次美丽岛镇压？所有威权国家对转型的抵抗，相比中国都太小儿科了。所以，所有其他国家的转型经验，固然可以而且必须借鉴，但的确不可复制，不可照搬。在别的国家管用的办法，到中国的确往往失灵。
最典型的失灵，是中产阶级理论的失灵。通常认为，中产阶级崛起之后，将成为转型的主力。但在当下中国知识界，抨击“中产阶级”却成为时尚，主要就因为对中产阶级的失望，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像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那样，承担其推动转型的历史责任。这抨击不无道理，中国中产阶级的局限性确实太大。但问题是，中国的水土注定长不出符合国际标准的中产阶级，因而用国际标准来套，来责之中国的中产阶级，其方法论本来就是错误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注定负荷不了那样沉重的期待。
中产阶级不行，哪个阶级行？工人阶级么？早在90年代国企改革时就整个解体了，成建制的工人阶级早就子虚乌有。农民阶级么？当代中国从来不存在完整的农民阶级，因为城市化尤其因为2.5亿农民工进城，农民阶级更无从谈起。农民工阶级么？原子化的农民工只有数量没有质量，根本就不构成一个阶级。资本家阶级么？大资本家早被权贵同化，中小资本家也在权力的宰制下支离破碎。
不独中产阶级无力，其实被统治者中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是无力的，依靠任何一个单一的阶级，都是不靠谱的。如果没有社会各阶级的支撑，单单政治社会的两极对抗，则更不靠谱，因为政治社会的两极对比更不对等。
中国转型因此需要大战略，超越所有转型国家既有经验之上的大战略。尤其是超越单一阶级推动论，超越政治社会两极对抗，超越政治社会两极对抗基础上的推倒重来你死我活。它最重要的元素应该是开放和兼容。即最大限度地向体制内外开放，最大限度地争取体制内外一切可以推动转型的资源，尤其向处于体制内外结合部的、兼具了体制内外双重优势的中间社会开放。
这就是中间道路，即在政治社会之外，更凝聚整个中间社会的共识，集结整个中间社会的力量，形成最大限度的合力，倒逼中国转型。如前所述，中国转型的阻力是空前的，推动转型的力量也必须是空前的。惟有集结空前的力量、形成空前大格局的转型战略，才谈得上大战略。如果中间社会缺位，所谓空前的力量、所谓空前大格局就都徒托空言。如何调动中间社会，因而是转型大战略应当致力的关键突破。
三
这正是许志永们的意义，也正是新公民运动的意义。
许志永发起的新公民运动，概括地说，无非是以自由、公义、爱为共同价值，实现中间社会各阶级的互动互助，在此基础上推进跨阶级、跨行业的公民合作，尤其是同城公民合作，最终以公民合作的集体力量，走向公民社会，推动和平转型。
这也正是“新公民运动”尤其是许志永获咎之由。因为，中间社会的聚集、公民合作的扩大，给了不受制约的权力以巨大压力。反弹是必然的，“新公民运动”注定要遭遇劫难。
但我们不可因此沮丧。许志永们固然求仁得仁，以身伺虎。但他们的自我牺牲并不是没有价值。中间社会的坚决抗议就印证了他们的价值，也印证了新公民运动的力量。在相继抓捕15名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之后，有关当局最后朝许志永下手，显然是有备而来，要将新公民运动一网打尽，杀一儆百。有关当局的这个如意算盘，并非没有根据，通常情况下，镇压是起作用的。但这次不能不让他们意外和失望。当镇压的钢鞭高高举起，民间并没有如通常那样望风而逃，噤若寒蝉，反而一批一批公民迎着钢鞭勇敢地挺身而出，大声说不。新公民运动并没有被镇压下去，她的核心理念自由、公义、爱，反而因为镇压像闪电一样传遍全国，镇压反而成了新公民运动的活广告，成了新公民运动的反向推手。
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茅于轼等五人第一时间发起的联署抗议。尽管联署遭有关当局彻底封杀，所有网络通道都被掐断，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式即口口相传的方式来传播，但仅仅一周时间，即已征集到两千多个公民的签名。这中间固然少不了王功权、王瑛等企业家，以及何方、郑渊洁等知识界名流，但占最大比例的还是普通人，他们抗风险能力低，却能在危难时站出来，这才是最感人的。他们中有厨师、酿酒师、理发师、设计师、工程师、会计师，有医生、程序员、销售员，有农民工、农民、个体户、的士司机、建筑工人、家庭主妇，有军人、警察、公务员，甚至有道人、僧人。几乎遍及所有的阶级、所有的行业，尤其遍及中产和底层，活生生一个中间社会的投影。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间社会对新公民运动、对公民社会建设的广泛认同。这种广泛认同，和本文开篇记录的任志强、王石等工商巨子的公民宣示，恰成呼应，折射了当下中国最重要的趋势，即中间社会崛起的趋势，即普通人勇气下限提升的趋势。
为自己的理念受难，是幸运的。当此中间社会崛起之际、普通人勇气下限提升之际受难，则更幸运，因为这时受难，能把受难者的光和热发挥到最大限度，辐射整个社会。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志永们的一帧帧铁窗小影，都面带微笑。他们的心底是阳光的，他们的未来也是阳光的。可笑的只是有关当局：民不畏死，乃何以死惧之？呼啸而起的钢鞭再吓不住人了，一拨又一拨公民成长起来了，他们不怕了。许志永们将前赴后继。
（作者笑蜀，前南方周末首席评论员，现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编委，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